金瓜石

面对记忆，台湾也是左右为难的。因为，谁是“台湾人”？对于战争，台湾人主要由两股记忆绳索组成，一股是在日本统治下被送到东南亚的丛林战场中协助日军作战的艰辛经验，一股是在日军侵略的炮火下家破人亡、出生入死的浩劫感受，这两股激烈抵触的绳索要紧紧缠在一起变成一根不会断裂的粗绳，你说容易吗？

我想起两年前的一次视察行程。我到矿区金瓜石去看文史遗迹和小区发展。金瓜石小山村里最显著的地标，就是“国际战俘纪念碑”，一个原锥形的碑，建在村内，纪念四千多名来自英国、澳洲、加拿大等国的战俘。一面黑色的石墙，刻着四千多个名字。这里已经成了金瓜石的观光景点。

一路陪着我的两位村民耆老，在解说矿坑的历史时滔滔不绝、兴致高昂，到了这里却突然有一种不寻常的安静，一种欲言又止。我察觉了追问，老人家有点腼腆，问“真的可以说吗？”

我说当然。

他们试图告诉我1942年金瓜石发生的事情。老人家的叙述絮絮叨叨，忽前忽后，但是，我一下子就明白了。

当这些盟军战俘被关在俘虏营里时，金瓜石的村民是日本国民，俘虏营的监视员也往往用的是台湾兵。政府大张旗鼓地纪念这些盟军士兵，把一个宏大的纪念碑放在村子中间──说穿了，它难道不是一个每天指着你的“提醒”？这或许是应该承受的，但是被日本军国主义蹂躏了的，也不只是这些外国人。金瓜石有自己的悲伤记忆。1942年日人镇压矿区，逮捕仕绅菁英百多人，或监禁或酷刑，多人死亡，那么我们的碑在哪里呢？

有时候，辩论历史曲折远不如慈悲来得重要。我看见了老人心里隐藏的创伤。“文化部”马上联系了地方的文史团体，拨款请他们研究1942金瓜石事件，并且结合地方，由乡民自发地去进行建碑的事。这个“岩志”，在2014年建立：“于一九三O年代，日本统治的末期，由于爆发二战，为恐台人乘机谋叛，日人发起‘莫须有’之镇压，遂于一九四二年捏造‘金瓜石事件’，分批逮捕金瓜石士绅、耆老、菁英百余人或威胁或监禁，严刑酷讯... ”

我们真的认识自己的“同胞”吗？

我不知道“爱国”是什么意思，因为“国”是抽象的，不抽象、可以爱的，只有一个一个具体的个人，而这些个人，就生活在我们身边，我们一起上学、一起求职、一起投票、一起长大，看电影时在同一个点笑出声，在同一片泥土上生、老、病而后多半死于斯土。我们为医疗保险制度和所得税率辩论，我们为学校的教学制度和媒体的尺度问题争吵，我们为行政和立法权的分际、为司法的公正与否斤斤计较，我们为哪个政党该执政机关算尽、搏斗到底，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在同一条船上”意味着波涛汹涌上只会有同一个命运--当希腊这条船触礁时，哪一个希腊人可以幸免？在同一条船上命运同体，这叫“同胞”。

可是，我们其实对自己的同胞很不认识，因为我们有太多的自以为是，太多的理所当然，我们很少真正地倾听。那些存在的叙述界定了我们的想象区，使得我们习惯地而且往往极为固执地认为我们知道，其实我们不知道。很多人的记忆，因为不堪回首，因为难以启齿，因为一言难尽，锁进了封死的抽屉，所谓国史，通常就是有权力的人、敢大声的人的叙述。

如果我们让每一个同胞都打开记忆呢？如果我们让每一个个人都站出来说故事呢？国史，会不会很不一样？我们很多原来得理不饶人的正义凛然，会不会多了一点谦卑，柔软一些？

2013年“文化部”推出“台湾故事岛”，上山下海地毯式地搜录庶民口述记忆，是一个“记忆解放运动”，鼓励所有的子女牵着父母、祖父母的手，去录下一段自己的生命记忆。很多中年子女，坐在录像机旁聆听时目瞪口呆--相处一生，第一次听见从来不曾听过的事情。

如果谈战争，浙江来的任世璜会告诉你他初二时怎么被老师骗上大船玩，上了船，船竟然开往台湾，他的一辈子就变成了兵。原住民胡秀兰最记得的是小学同学被盟军飞机炸死，死时高喊“万岁”。宋建和会用客家话细细描述身为日军的野战仓库管理员，他所目睹的“投降的那一天”台湾人的心情。黄广海用浓厚的广东国语为你不愠不火地说，他如何在坐了二十多年的政治监狱之后立志环游世界。

开启大倾听的时代

二十世纪是一个仓皇的世纪，战争、贫穷、流离失所是那个世纪的最深刻的胎记。我们在战争中消灭同胞凌虐同胞，在贫穷中推挤同胞践踏同胞，在流离失所中踩掉了别人的鞋子也来不及舔自己的伤口--我们自己还痛着，哪里有心情去多看身边的人一眼。

但是现在是二十一世纪了，离开战争的结束也七十年了，新一代人在前人血汗交织所种下的树荫中长大，现在是温柔倾听的时刻了。我们所欠的生命，赔不了。我们所欠的青春，回不来。可是，一个人的记忆就是他的尊严，我们欠他一个真诚的倾听吧？二十一世纪的香港、台湾、中国大陆，应该开启一个大倾听的时代，倾听自己身边的人，倾听大海对岸的人，倾听我们不喜欢不赞成的人，倾听前面一个时代残酷烟灭的记忆。倾听，是建立新的文明价值的第一个起点。

是的，记忆是一门非常、非常困难的功课，需要深刻的思索、智慧的抉择，需要我们竭尽努力地去面对，去处理。